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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忆东方书局: 失落的现代童书宝库
2018-01-09 发布人:dede58.com

今日台湾最大的书店是诚品,但40年前全台第一大书店是经营童书的东方书局。东方书局的童书传奇源自五四运动。“五四”为大人带来白话新文学,也为小朋友创造了儿童文学,并迅速攻占教科书阵地。

1920年代,国文启蒙教材由《神童诗》与《龙文鞭影》进化到“大狗叫,小狗跳,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一跳”的语体文新课本。读《龙文鞭影》的私塾学生一味硬记苦背,读到《古文释义》开篇作文,对文义往往仍是半解不通,阅读能力非常低落。而语体新课本则让童稚小学生能轻松掌握阅读本领。1929年8月颁布的《小学课程暂行标准》,律定小学国语教育目标为“练习平易的语体文,以增长经验,养成透彻、迅速、扼要等阅读儿童图书的能力”。

儿童能阅读了,新式白话童书在1920年代激增,成为上海各大书局的主力产品。中华书局的《小朋友文库》与世界书局的《儿童文库》,行文取意之活泼,编排插图之精美,今日仍使时人惊艳。规模最完备的商务印书馆童书则由200册《幼童文库》与500册《小学生文库》起步,打稳阅读基础,进而以《儿童史地丛书》《少年百科全书》《儿童理科丛书》《儿童世界丛刊》等广及各个领域的稚趣童书,涵养幼儿的心胸志向。

商务印书馆的老总王云五说得好:“儿童读物在养成学生自动研究之能力与兴趣,远较灌输知识为重要。”民初蓬勃发展的童书里,满满洋溢着“扩充想象、启发思想、涵养感情”的纯真诚意,不再有“待看十五六,一举便登科”的科举功利。

抗战胜利之际,东方书局将民初童书的诚意引入台湾,“五四”精神的种籽于海角一隅开花结果,蔚然成林。然而,“五四”精神不敌“升学主义”,今日台湾童书已没落衰微,盛极一时的东方书局于2003年歇业。五四运动的童书风华,只能在梦中回味。

童书复兴之路

东方书局成立于1945年12月10日,创办人游弥坚在台湾光复时来台接收财金机构,但他深感台政首要急务不在接收银行,而在弥合文化断层。游弥坚原籍台北,日据时期曾任小学老师,向慕祖国而投奔南京,对台湾民情知根知底。

台湾沦陷50年,殖民教育使学生只会讲日语与闽南语。然而,殖民教育拔不掉中华文化的根,学生下课后不看“总督府”颁行的官版日剧《轻松掌握青少年剧脚本集》,只爱看台歌仔戏,舞台上仍是华夏子孙的爱恨情仇:立志戏是与寇老西同朝为相的《吕蒙正》,感情戏是《山伯英台》,神怪传奇是《八仙过海》。桃太郎登不上台湾的舞台,文化血脉一脉相连,只要推广汉文,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就能重新萌发。然而,推广汉文不能只靠学校,教过语文的游弥坚知道童书的效力更为巨大,因此纠合本地官绅,开办东方书局。

东方书局移植了“五四”以来灿然大备的童书理念。东方的出版路线与商务等老上海童书重镇相同,首先以童言稚语的中外小说故事,养成孩童对阅读的浓厚兴趣;翻译西洋名著的《东方少年文库》与撷辑传统故事的《少年通俗小说》,使台湾学童废寝忘食,本本都是畅销书。一位台中的书局老板回忆道:“常用扁担挑着大竹篓坐五点多钟的早车,赶到东方出版社补书。如果补的书太重,就请三轮车拖到火车再上车,回到台中已经晚上了。而每一次一回到家,就有小顾客等着抢购。”

童书讲求图文并茂,纸张厚实与封面精美,制作成本常在一般书籍三倍以上。出版生动活泼的中外故事固然可以赚大钱,但故事书外的童书却不易还本。东方书局有八成营收来自故事类童书,但要使孩童成为有用之人才,必需进一步出版介绍科学、自然科学乃至应用技能的知识性童书。东方继续推出《图解科学文库》《为什么》《儿童科学丛书》,甚至有推崇劳动养成生活技能的《少年工艺文库》。这些书不赔钱已属万幸,但游弥坚说:“一本书的出版,只要对读者有益,就是有价值的。出版后赚不赚钱,是另外一回事。”

注音符号使东方的童书如虎添翼。1918年公布的注音符号在内地并未成为主流,商务印书馆《幼童文库》与中华书局《小朋友》等指标童书均不使用。台湾教育当局则一反内地由各学校自由选取小学教科书的传统,统一采用“国立编译馆”的注音符号课本,使注音符号迅速风行。东方书局也坚持使用注音符号,使儿童读书轻松容易。日据时期的殖民地语文教育一味强灌粗浅的皇民政令,毫无儿童文学深度,东方书局的优质注音符号系列童书迅速将殖民地糟粕一扫而空,引发国语文(汉文普通话)的学习热。据当局调查,台湾小学的国语教育成效竟比大陆时期为佳。

台湾孩童改讲国语和写汉字,内地的老牌书局得以在台湾继续童书志趣。商务印书馆在台湾推出《增订小学生文库》与《修订幼童文库》,正中书局推出《新儿童文库》与《儿童生产劳动小丛书》。1964年,“台湾省教育厅”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编写《中华儿童丛书》,广辑语文、、健康、科学、艺术各领域童书,洋洋三百余册,内容精美,风行一时,燃起童书出版热潮。台英、汉声、光复、锦绣、华一与新学友等专营童书的新出版社,如雨后春笋般兴起。

学校却无情扼制了孩童的学习兴趣。台湾原本只有六年小学义务教育,升学初中、高中与大学必需经历惨烈联考,造成激烈的填鸭式考试教育,学生从小学开始熬夜补习读参考书(题库),读书以解题为能事,时称“升学主义”。解题教育专以培养考试“学霸”为务,对学生的戕害常使读传统小学的长辈摇头。

1962年出任“台湾省主席”的黄杰,以消灭补习为教育第一要务,对“升学主义”痛心疾首:“学生升学的剧烈竞争,形成了近年来各方面交相诟病的所谓‘升学主义’,因之,使中小学的教育内容,渐渐偏向于纯知识的传授,并产生了‘恶性补习’的流弊,戕害青年,贻毒……不但品德的培养,群体的活动与体格的锻炼完全被忽视,即思想的启发与性情的陶冶,也同样被学校忽视……如果不亟谋挽救,我们的青少年将会在品德上、思想上或性情上受到严重的影响!”

1968年,台湾当局毅然推动小学直升初中的“九年义务教育”,解除了小学生的升学压力。至少在小学阶段,儿童有闲暇读娃娃书了。

金石堂架上残存的东方书局童书。

与升学主义斗争

台湾教育专家分析学童的阅读兴趣:7岁之前的幼童尚不识字,只爱看图画书;8到10岁童蒙初开,想象力丰富,最爱看生动的童话寓言、神话与动物故事;10至12岁孩童开始寻找偶像,爱看历史故事与伟人传记,男女之别也逐渐显现,发育早的女孩喜欢看民间故事、生活故事与爱情故事,男孩则偏好刺激的冒险故事。

笔者于1982年就读小学,此时九年义务教育已推行14年,小学生有闲暇享受童年,1980年代因此成为台湾童书的鼎盛岁月。先慈循循善诱,在笔者5岁时重金购买当时最热门的光复书局录音带童书《彩色世界童话故事》,初读时尚不识字,只看得懂精美插图,每晚睡前听录音带取代摇篮曲,将《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》听得滚瓜烂熟,梦中常常出现插图中金币银币成堆的炫撼画面。

上小学开始学注音符号,童书里那一片黑压压的字渐有意义,逐字阅读,兴味盎然,也连带看熟了注音符号旁的汉字。到了7岁,渐能甩开注音符号,流畅阅读每个故事。《小锡兵》《小飞侠》《阿拉丁和神灯》《卡玛王子和布达公主》《穿长筒靴的猫》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等故事回忆起来,都是图文并茂的。先慈复以汉声杂志社的《童话》诱导阅读传统故事,30多年后,看月亮想起吴刚伐桂,看月历生肖想起猫为何痛恨老鼠。

8岁时,阅读的兴趣已然养成。先慈带笔者进入东方书局的童书宝库。东方的二楼门市洋洋展示各出版社的童书富藏,8岁小男孩虽然阅读尚慢,却特爱看童话与动物故事:《金银岛》《狼王罗勃》《铁假面》《爱丽斯梦游仙境》《富兰达士的义犬》……行有余力,随手翻翻东方的科学文库,《动物的习性》《宇宙的微妙》《蝌蚪的尾巴怎么会变没有呢?》《声音怎样传达呢?》《电气的常识》《太空旅行》……小男孩的知识领域骤然开阔,想象力随之奔腾激越。读了两年科学文库,笔者认真于小笔记本上设计潜水艇,遇有想不通处则志疑于侧,周末到东方书局的娃娃书丛中查资料寻找解决方法。

到了10岁,阅读速度突飞猛进,开始看不带注音符号、字数破万的童书,感兴趣的范围也骤然宽阔,每周日起早到东方书局报到。《三剑客》《海角一乐园》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《性的呼唤》《海底历险记》《白鲸记》《环游世界八十天》满足童年的冒险梦;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上尉的女儿》《李尔王》《威尼斯商人》《圆桌武士》养成初步的深沉思虑;世界名人传记之启发更是震撼心灵:《拿破仑》的征战伟绩、《福特》T型车廉价大众化的高尚理念、《爱迪生》锲而不舍的发明毅力、《富兰克林》放风筝、《哥伦布》与《麦哲伦》远航探险……家中架上童书越来越多。

也有那部头太大买不下手的好书。东方书局最畅销的两大翻译系列是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与《亚森罗苹全集》,册数太多,零用钱无力买全,索性在书局本本看得滚瓜烂熟,养成逻辑思维与倜傥个性。

游弥坚本人是巴黎和会时代表团的秘书,东方的翻译水平是一流的,与通顺易读的西洋译作相比,本国的童话书反而较为深奥。笔者11岁才开始热烈阅读本国童话:《封神传》《杨家将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丁山征西》《罗通扫北》《小五义》《续小五义》《七侠五义》《大明英烈传》……

笔者读初中时,自然而然离开童书区,改读原作。西洋名著由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大仲马、海明威、托尔斯泰、莫泊桑读到泰戈泰诗集。对本国题材则偏嗜小说,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镜花缘》《儒林外史》《聊斋志异》《官场现形记》……

五四运动儿童文学先驱叶圣陶以童诗寓志:“要发展你独创的天才,要锻炼你奋发的潜力,要期求你意志的自由,要享受你成功的喜悦。”东方书局的童书区,实现了叶圣陶的愿望。然而,一般学生的阅读兴趣,在初中阶段戛然而止。

初中起面对高中联考压力,入学就是“能力分班”,约30%成绩较好或背景够硬的学生集中编成前段“资优班”,其余打入被学校遗弃的后段“放牛班”。资优班甩开课本,在教鞭驱策下一头栽入没完没了的填鸭题库,六年焚膏继晷,连闯高中与大学两大联考难关,两阶段录取率各30%,闯入大学窄门的10%精英大学生早已被磨光了阅读兴趣,只懂如何以“考古题”题库应付考试,一代又一代的台湾学子成为升学炮灰。

当填鸭世代于1980年代成为家长与老师时,对下一代的期许只是当学霸,升学主义压倒一切。“考试多、作业多、补习多”,小学一年级学童下课后径送“全美语”安亲班补习到晚上7点,回家作业再写到深夜11点,学童普遍睡眠不足,不再有阅读童书的闲暇。且阅读童书耽误背题库的时间,常遭到师长指责。

“五四”前贤苦心孤诣以童书养成的奋发潜力,在升学主义中灰飞烟灭。漫画、游戏机、录影带、电脑游戏至手机游戏的网络对战,进一步摧毁童书业。今日孩童课余以手机消遣,很少再读娃娃书了。

东方书局原位于东方大楼一二两层,二楼之牛排馆 即为昔日童书区

秋日史记梦

王云五说得好,童书是塑造儿童人格的关键:“小时候所读的书,最足以影响一生的志向和行为。儿童有求知的渴望而无辨别的能力,多看好书便生良好观念,多看无益的书便受恶影响。”

笔者10岁的生日礼物,是东方书局的两册精装童书《史记》。东方的“少年历史丛书”精心选取精彩故事,童趣文笔生动活跃,辅以插图与注音符号,读来最有趣味。自童话《史记》起,笔者如饥似渴继续阅读《前后汉》《东周列国志》等历史故事书,意犹未尽,再读《吴姐姐讲历史故事》,虽然只是些精选小故事,却使小男孩在童稚时熟悉国史架构,养成读史兴趣。笔者高中读《国史大纲》,大学通读“四史”与《资治通鉴》,退伍后读《续通鉴》、《明史》与《清史稿》,一部廿五史也算蹦蹦跳跳读过一遍。中年忙碌事业,但用餐闲暇时,仍会上维基文库点开晋书金史,随兴拣读几个章节下饭。

东方书局的童书《史记》

时间久了,青灯黄卷读文言史书的高昂兴致由何而来,早已淡忘。今秋整理书架,30年前的生日礼物歙然入目。灯下展读,商纣王酒池肉林、晋文公退避三舍、伍子胥赠剑、豫让斩衣、合纵连横、聂荣殉弟、霸王楚歌、龙城飞将……原来这挡不住的阅读兴致,来自童话史记的潜移默化。笔者回味起30年前阅读之乐,想为自己孩子买童书,但东方书局已然关门歇业,幼时流连的童书区则成为牛排馆。

在科举年代,读书为了做官发财,“为官须作相,及第必争先。”90年前的五四运动中,儿童文学先驱郑振铎高声疾呼“救救孩子”,风起云涌的五四精神摧垮千年科举的功利风尚。然而,今日升学主义挂帅,“学霸”的养成从小抓起,幼儿园更流行英文童书,逼迫中文尚未读好的幼童学英文,满足家长在教育“鄙视链”中的“装逼”满足感,读书再次功利成风。

“救救孩子!”同样的呼声,今日依然急切。

□ 供图 霍安治 □ 编辑 陈祥 □ 美编 盖奕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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